2007年9月,于幼軍從山西省省長位置離任,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長、黨組書記,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。

在以改革著稱的呂日周看來,山西人舍不得這個從沿海改革一線到內地銳意改革、敢于擔當,為山西人民做了大量好事、實事的省長。于幼軍離開山西后,網上對其好評如潮。

2008年10月,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告,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職務,留黨察看兩年。

于幼軍不再去文化部上班,改去國家圖書館讀書。

在這兩年多期間,呂日周每次從山西到北京出差,都要去國圖看望于幼軍。他發現,于幼軍雖歷經挫折,但并未消沉,只是比以前多了幾分淡定,“他把書本當作療治精神創傷的良藥”。

于幼軍的“良藥”,就是利用停職“賦閑”,重拾舊著《社會主義四百年》,即修訂原著第一、二卷,并續寫第三卷。

1985年《社會主義四百年》第一版出來不久,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胡錦濤發現了這本書。當時團中央發文向全國共青團員和大學生推薦這本用“章回演義體”寫的社會主義思想史。

于幼軍是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出身,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,加之他的從政履歷,積累了一般學者少有的政治實踐的經驗和教訓,他想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認真做一番梳理和思考。

空想社會主義的開山作《烏托邦》問世于1516年,距今將近500年。聽說于幼軍修訂舊作并寫新作,教授高放建議,書名改為《社會主義五百年》。

2011年4月,140萬字的三卷本《社會主義五百年》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。該書面市僅一個來月,銷量已經超過10萬冊。

2011年6月24日,上海閔行區的“生態水稻黨徽印”,整個圖案占地5畝多,從播種到現在已有近2個月。據其負責人介紹,“生態水稻黨徽印”所在的土地,是由貧瘠的宅基地復墾而來。 (張海峰/CFP/圖)

不是小修小補,而要“大動干戈”

2008年10月,于幼軍被處分十余天后,來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公園旁邊的國家圖書館。時任文化部副部長、不久即轉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的周和平,在國圖給于幼軍安排了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讀書。

國家圖書館有一個立法決策服務部,除了為國家立法和方針決策提供文獻支持和保障這一首要職能外,還為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決策者提供文獻服務。接待于幼軍來國圖駐館研讀,也是國圖職責范圍內的事。

國圖曾經為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提供資料文獻的咨詢服務。溫家寶出訪美國前,溫辦要求國圖提供關于“和而不同”歷史脈絡的文獻。李嵐清副總理寫書,秘書讓國圖提供很多有關民國年間音樂的資料。李鐵映也曾短時期到國圖研讀,為了寫一套書。

但像于幼軍這樣駐館研讀長達兩年多的情形,國圖此前還沒有過。

國圖立法決策服務部給于幼軍配備一位咨詢員張曙光博士,協助查找提供有關圖書資料。于幼軍跟張曙光第一次見面,談了近一個小時,交待了他對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思考和這次研究寫作的意圖,并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資料清單。

張曙光說,國圖藏書2800萬種,如果方向和要求不明確,是沒有辦法查找資料的。

《社會主義四百年》初版距今二十多年了,不僅國內外學術理論研究有了很多新成果,而且中國和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。尤其是歷經1980年代末、19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,許多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重新反思,很多歷史檔案也解密了,于幼軍這回的寫作計劃就不是小修小補,而是要“大動干戈”。因此,收集整理資料和閱讀圖書的工作量非常大,也需要作者具有政治膽識和理論勇氣,這無疑是艱巨的挑戰和龐大的工程。

張曙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,她原來以為研究黨史、社會主義這樣的題目很“正統呆板”,需要收集的圖書資料的面不會太寬、太多,也不難找。沒想到于幼軍研究的視野很開闊,思想很活躍。他不拘泥于某種固有的思維、已有的定論或片面的、孤立的史料等等。比如,為了弄清黨史上的某個問題,于幼軍不僅查閱了當時中共中央文件、有關領導人的講話等,而且還借閱了張國燾、王明、李德等人的回憶錄,看看有關當事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。

張曙光發現,于幼軍借閱的資料有兩個特點,一是最原始的文獻,一是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有些蘇共解密檔案等資料,國家圖書館找不到,他就通過其他途徑去找;有時他開單要求找某本外國新出版的書,但還沒有翻譯成中文,就找人立即把要點譯出來。國圖給于幼軍提供的資料不僅是圖書,還有報紙、期刊、網絡資源,以及國外的數據庫、港臺版圖書。

在國圖讀書寫作期間,于幼軍每天像上班一樣,匆匆吃過早飯就來到他的“辦公室”,埋頭看書,做摘記。中午,他在國圖的員工食堂打飯就餐。周末食堂不開飯,他到國圖外面的慶豐包子鋪買二兩包子或餃子。后來,國圖新開了咖啡館,周末或節假日的中午,他就在那里花上18元,叫上一份“碟頭飯”對付過去。館長周和平說,于幼軍的出勤率,比本館干部和員工都高,因為他周末和節假日都在館里“加班”。

于幼軍通常到下午六七點“下班”,回到家就自己動手煮碗蕎麥面、燕麥面,放個雞蛋或廣東臘腸將就著吃。然后就去游泳、打球或散步。他對朋友戲稱:這兩年過的是“文學與出汗”加清茶淡飯的生活。

張曙光說,于幼軍在國圖借閱的書前后有兩三百種,文章好幾百篇,這還不包括他從家里或別處借來大批圖書資料,帶到館里他那間書屋閱讀。

于幼軍不用電腦寫作,還是在大稿紙上“爬格子”。他寫出一批,文化部文印室和國圖的工作人員就幫他錄入打印出來,他們還幫于復印了數百萬字的資料。國圖的工作人員感慨,如此之大的閱讀量,兩年多時間獨自寫出六七十萬字的著作,沒有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做到的,何況,他還是帶著“創傷”寫作。